王石沉吟了一下，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。
这个名字不是全球首富巴菲特或比尔盖茨或李嘉诚，也不是房地产界的某位成功人士，而是一个老人，一个跌倒过并且跌得很惨的人。
他曾经是位英雄，他担任一家小厂的厂长后，卧薪尝胆，披荆斩棘，以非凡的胆识和能力，用18年光阴的拼搏，使这家小厂成长为每年利税数百亿元的大型集团。
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，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。
1994年，他当选为“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”。然而，由于体制原因，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，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，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，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，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，因为贪污174万美元，1999年，他被判无期徒刑，此时，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。
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，自己又身陷囹圄，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，不可谓不是他这一生中摔得很痛跌得很惨的一跤。
许多人既为他惋惜，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。
但是，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位老人并没有垮掉，他先是获得减刑，改为有期徒刑17年，在监狱里待一年，劳改两年后，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，回到家中居住养病，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。按照我们的设想，他在老家能颐养天年，这就是他很好的结局了。
然而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走下去，而是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，开种果园。
这时，他已经有75岁了，身体不好，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刚经历过泥石流的洗礼，一片狼藉，当地的村民都说那是个“鸟不拉屎”的地方。
诸多困难并没有阻挡他的“疯狂”行为，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，脱下西装，穿上农民的衣服，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。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，奇怪的是，在昆明，街上的橙子10块钱4公斤，而他种的冰糖脐橙1公斤8块钱你都买不到，而且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、北京、上海等城市，在云南根本见不到踪影。
他的果园效益好得惊人。
这一年，爱好爬山的王石来到了云南，特意抽时间专程去看望他，他没有看到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，而是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。他们俩在一起交谈没有一句言及企业管理，他向王石介绍的都是果园，气温，果苗的长势。
言谈之间，他自然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：两千亩的荒山如何管理？
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。以前他在管理烟厂的时候，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。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，他采用由烟厂投资，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的办法，并且拿出大量资金进口优质肥料，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。当时的烟农有许多都富了，与烟农“双赢”的是烟厂，原料一天比一天好，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，厂子很后变成了“印钞工厂”。而在果园，有100多户农民共300多人忙碌，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，产量上他定个数，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，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，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。这样以来，果农一见到差点儿的歪点儿的坏点儿的果子就主动摘掉，从不以次充好。他制定了激励机制，一个农民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，就能领上4000块钱工资，质量达标，再领4000块钱，年终奖金2000多块，一个农民一年能领到1万多块，一个农户三个人，就能收入三、四万块钱，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。
以前他管理烟厂的时候，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，现在管理果园，想到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。这个已经80岁的老人，把跌倒当成了爬起，面对人生的波澜云诡，懊恼过痛苦过，但流过泪后，擦干泪水，又一次点燃希望之火，用心过日子，将日子过得红火，让周围的人幸福快乐。
只是，当他累了的时候，他会燃起一根烟，坐在山上凝望。他的烟一直没变过牌子，自从他进到烟厂后，从不吸烟的他为了抓烤烟质量，硬是学会了吸烟，从此这个习惯伴随他终身，尽管他已离开了那个他一手创造起来的烤烟帝国，但他所吸的，还是永远的软包“红塔山”。
他就是红塔集团前掌门人褚时健。他把一个很小型的玉溪烟厂，办到可以和进口洋烟抗衡，每年创造200亿税收的大型集团。
王石感慨地说，我得知他保外就医后，就专程到云南山区探访他，探访过程我非常受启发。他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山地种橙子，橙子挂果要6年，他那时已经有75岁了，你想象一下，一个75岁的老人，戴一个大墨镜，穿着破的圆领衫，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。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，带有扶贫的性质；而且是环保生态，用沼气做肥料。虽然处在他那个状况，但他作为企业家的气质和胸怀呼之欲出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我在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，而且假定还要遇到挫折。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，我想我75岁时肯定是在一个岛上，远离城市，离群索居。
王石的感慨，褚时健并没有听到。他在红塔集团时带的三个徒弟，现在已是红河烟厂、曲靖烟厂、云南中烟集团的掌门人，但这一切与他无关，对他来说，他在曾经的辉煌中跌倒，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，这就足够了。我们都曾失败过，是一蹶不振还是再次站起，褚时健这个很富争议的人物，给了我们一个答案。